税率视须纳税房屋单价的高低分为0.4%和0.6%两档。
在这种情况下主要征税对象变成了高新人才等以工资为主要收入的高薪阶层。我们的个人所得税过多的侧重于劳动性收入，而忽略了财产性收入。
因此，对于中国来说，应该建立一套完善的税收征管体系，通过高效的信息共享平台获取纳税人信息，通过严厉的处罚防止偷税漏税，同时从税务机关内部及外部建立一套围绕纳税人权益保护的配套制度。从法国来看，每人拥有接近8万元人民币的起征点。第七，现有税率结构仍有进一步改进空间。根据国际经验，未来税改的方向必然是根据不同个体收入负担情况的差异化征税、越来越多的税收转向扣除项目以及综合性征税范围进一步扩大，现有的个税缴纳方式无法满足税款均衡入库的要求，也不利于税收征管体制对税收情况的监管。在这种情况下，要防止主要征税对象变成以工资为主要收入的高薪人群。
从起征点来说，根据不同群体的收入以及负担情况制定不同的起征点并搭配纳税额扣除额度，对于减轻中低收入群体纳税压力，调节收入分配有很重要的作用。个税起征点可以根据CPI、房价、人均收入水平、GDP、财政收入等经济指标来确定一个动态调节方案，个税调整总体来说应当是减税方向。也就是说，随着农业中劳动力剩余状况的显性化，劳动力开始退出低生产率的农业，转向非农产业和农村之外，转移规模则一步步从小到大。
如果说传统体制为农业劳动力设置退出障碍的初始意图，在于确保农业在不平等交换条件下对工业化积累做出产品贡献和资本贡献的话，该体制在城市及其部门为农民工设置的进入障碍，则是为了实施城市基本公共服务的排他性供给和就业的全面保障。这一期间，中国城市化率从17.9%提高到56.8%，每年以3.08%的速度提高，不仅远快于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0.33%）和低收入国家平均水平（1.39%），也明显快于更具有可比意义的处于相同人口转变阶段的晚期人口红利国家平均水平（1.75%），以及处于相同经济发展阶段的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平均水平（1.65%）。相应地，农村贫困发生率大幅度降低。中国这一得天独厚且机不可失的人口红利，并不只是表现为劳动力的充足供给，而且体现在描述经济增长的总体生产函数等式右边的几乎所有解释变量中。
如此，把世界经济不平衡或者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社会的两极化归咎于中国的发展模式，在民粹主义政治和保护主义政策倾向日趋增强的情况下，形成针对中国的经济贸易摩擦。农业剩余劳动力从低生产率农业中退出，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产业之间流动，进而进入高生产率的城市部门，构成了中国特色城市化的过程和内涵，也是讲解中国经济发展成功故事，提升其发展经济学一般意义，以及揭示进一步改革和发展逻辑的一个有益角度。
换句话说，经济改革是中国高速发展的充分条件。12月18日至22日，1000余公里之外，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重新确立了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决定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为改革开放奠定了理论基础。不过，到了1970年代末，凤阳只是人民公社体制造成的贫困恶果的一个缩影。实际上这一比例在前些年更高，随着制造业从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的转移，中西部地区有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加上劳动力短缺导致农民工年龄老化，远离家乡的机会成本和心理成本均提高，省内劳动力流动比例有所提高。
直到1990年代后期，国有企业在严峻经营困难的推动下，大刀阔斧地进行了用工制度改革，从此打破了存续几十年的就业铁饭碗。这个人类和平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劳动力流动，及与之相伴的资源重新配置，对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以及劳动生产率的大幅度提高，都做出了显著的贡献。最后，在不具有退出（公社）权的情况下，部分成员必然滥用农业劳动难以监督的特点，在集体劳动中偷懒。然而，无论是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还是其他具有类似人口转变特征却未取得不凡增长绩效的国家，都提供了现实的证据，表明仅仅具有发展的必要条件，对于高速增长还是不够的，还需要有效的生产要素积累的激励机制和生产要素配置的经济体制，以便把有利的人口结构特征转化为相应的经济增长。
鉴于由户籍制度改革获得的潜在收益，对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和中国社会公平正义提高有着巨大的正外部效应，这项改革具有全国层面公共品的性质。其次，有利的人口因素确保了劳动力数量充足和质量改善对经济增长做出显著的贡献。
这产生了一个未曾预料的结果，即农民工也相应获得了日益均等的竞争就业的机会。不争论姓资还是姓社，市场是一种经济手段，社会主义也有市场。
这一事件被曝光后震惊全国上下，事后有12名当事人被判刑（包括一项死刑），20名公务人员受到行政处罚和处分。遵循相同的逻辑，已经获得成功的经验可以得到发扬光大，同时又能顺应变化了的情形，更新已有经验的内涵，完成未竟的改革、城市化从而经济发展任务。所以，促进生产要素特别是劳动力的流动，是发展的关键，也是城市化的核心。这个时期世界城市人口的增量，25.6%的贡献来自于中国。但是，政治气氛毕竟已经不同。进而，这一激励机制的改善及其刺激农业增长的显著效果显现出来之后，按照改革的内在逻辑以及从随后实际发生的情形看，这一改革的核心更是赋予了农户配置生产要素的自主权。
2010－2017年期间，城市化率虽然仍在提高，但提高速度则以每年6.7%的速度递减，城市化率年增长率从3.33%下降到2.04%。随后几年在全国得到推行，并导致人民公社体制的废除。
政府法规的实施目标和内涵从收容遣送到救助的变化，标志着劳动力从退出和流动到进入的制度环境的重大突破。第一，改革是什么，为了什么。
这种激励机制的变化打破了集体劳动的搭便车悖论，极大提高了农业的劳动生产率，与长期以来生产率停滞甚至倒退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2017年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农民工平均工资，分别相当于东部地区平均工资水平的90.6%和91.1%，工资趋同的趋势进一步增强。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离开本乡镇6个月及以上的农村劳动力2017年已达1.72亿人，其中80%进入城镇居住和就业。把这个数据与城乡就业结构变化结合起来，可以看到库兹涅茨过程的效果。然而，中国农业的制约在于经营规模过于狭小，户均土地面积只有0.6~0.7公顷，仅相当于世界银行定义的小土地所有者规模（2公顷）的1/3。而小岗村的颠覆性制度创新，也就理所当然地被认为是中国经济改革的先行实践。
（一）退出的动力：从与激励相关的生产率到与生产方式相关的生产率 由于农村率先开始以激励机制为核心的改革，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大幅提高及与非农产业的趋同发生在1980年代，而自1990年代以来，虽然农业劳动力始终进行着大规模的转移，却没有显著缩小与非农产业之间的生产率差距。在那个时代，这仍然是一个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举动。
第二，如何评判改革成败得失。第三，如何加快改革步伐。
从人口趋势看，农村16-19岁人口在2014年达到峰值后，迄今已经处于负增长。本文也对概括的特征化事实进行拓展，由此入手提出通过改革获得新增长动力的政策建议。
近年来，从农村转移的劳动力占城镇全部就业的比重已经超过1/3。1988年成立海南省并设为经济特区。研究表明，户籍制度改革可以通过提高非农产业劳动参与率和资源重新配置效率，显著提高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文章指出，中国以城市化为代表的改革和发展经验，可以回答下列问题并且解决一般的发展问题：第一，通过改革解决生产要素积累的激励问题和生产要素重新配置机制问题，把必要条件转化为实际经济增长。
自明清时起，凤阳即以三年恶水三年旱、三年蝗虫灾不断的常年灾害和极度贫困著称。1992年以后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特别是非公有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开始吸纳大规模的跨地区迁移劳动力，形成了最初的民工潮。
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人民公社体制、户籍制度和票证制度三驾马车，把农村劳动力严格限制在生产队集体劳动中，不允许进行产业转移和地域流动。根据一般发展规律，中国城市化的任务还远未完成。
正是从这时开始，农业劳动力转移不再仅仅是剩余推动型，而是加上了新的需求拉力。这些讲话传递了一个重要信息，也是邓小平的一贯要求：改革开放的步子要加快，发展是硬道理。